教堂的穹顶垂着水晶吊灯，折射出无数道刺眼的光斑，像撒了一把碎钻。我站在圣坛中央，身上裹着的婚纱重得惊人——每一寸布料都缝进了纯金丝线，裙摆边缘坠着拇指大的金珠，随着呼吸轻轻晃动，发出细碎的叮当声。父亲握着我的手，掌心全是汗，他低声说：“记住，你是林家的女儿，要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的体面。”

这是我第三次试穿这身“黄金嫁衣”。第一次是在三个月前，母亲拿着针线盒坐在我对面，银发在灯光下泛着冷光。“你外婆当年出嫁时，戴了整整一斤重的金饰，”她摸着我耳畔的金坠子，“这是我们林家的规矩，黄金能保平安，更能让你在新家站稳脚跟。”那时的我笑着点头，以为这是浪漫的传承；如今才明白，所谓“规矩”，不过是把女儿的婚事变成一场炫耀财富的秀。

新郎陆远站在我对面，西装笔挺，领结上别着一枚小金章——那是他祖父传下来的。他的目光扫过我全身的黄金，喉结动了动，最终只说出一句：“很漂亮。”我知道他不喜欢，就像我不喜欢他家族那些冰冷的商业联姻条款。我们曾在月光下的湖边约定，要办一场只有白玫瑰和吉他声的婚礼，可此刻，我的婚纱里塞满了金条般的装饰，他的口袋里装着两家公司的合作意向书。

婚礼前一晚，我在储藏室找到了外婆的旧首饰盒。铜制的锁已经生锈，里面躺着一支褪色的红珊瑚簪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年轻的外婆穿着素净的棉麻裙，坐在田埂上，手里捧着一束野菊花。照片背面写着：“最贵的嫁妆，是心里的甜。”我盯着那行字，忽然觉得喉咙发紧。原来所谓的“黄金新娘”，从来都不是为了新娘本人，而是为了满足长辈们未竟的虚荣。

第二天，当神父问到“是否愿意嫁给陆远”时，我感到婚纱里的金饰硌得肋骨生疼。宾客席上传来窃窃私语，有人举着手机拍摄，闪光灯闪得我睁不开眼。就在这时，我想起外婆的话，想起湖边的吉他声，想起陆远偷偷给我买的白玫瑰——它们被他藏在花房里，花瓣上还沾着晨露。

“我愿意。”我说出这句话时，声音有些发颤，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接着，我没有像计划中那样接住父亲递来的金冠，反而转身走到花房，摘下了那朵最大的白玫瑰。当我把它别在陆远的胸膛时，全场陷入了寂静。父亲的脸色瞬间煞白，母亲的嘴唇哆嗦着，而陆远的眼眶红了——他终于明白，我想要的不是黄金堆砌的童话，而是两个人真心相待的未来。

后来，宾客们陆续离场时，我卸下了所有的金饰。它们躺在礼盒里，反射着冷光，像一群被囚禁的太阳。而我牵着陆远的手，走在教堂外的石板路上，风掀起我的裙角，带着野菊花的香气。远处传来牧童的笛声，我突然笑了——原来真正的“黄金”，从来都不是金属的重量，而是心里那团不会熄灭的爱火。

当晚，我们在民宿的院子里烤棉花糖。火星子溅起来，落在陆远的手背上，他皱着眉吹了吹，却笑着说：“比金子暖多了。”我靠在他肩上，望着满天的星星，忽然想起外婆的那张照片。原来每个新娘都是自己的主角，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“黄金”，只要守住心里的甜，就是最珍贵的嫁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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